20世纪50年代，美国将钓鱼岛纳入其托管范围。1970年8月，美国决定将钓鱼岛连同琉球群岛的“施政权”“归还”日本。美国各主要大学的台湾留学生纷纷成立“保卫钓鱼台行动委员会”，掀起保钓运动。这一运动迅速蔓延到加拿大、香港、台湾、日本、欧洲等地，成为中国保钓运动的开端。当时，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誉之为海外的五四运动。
1971年6月，美日签署《归还冲绳协定》，将琉球群岛和钓鱼岛的“施政权”“归还”给日本。全球华人同声谴责，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称此举“完全是非法的”，不能改变中国对钓鱼岛等岛屿的领土主权。台湾对此也表示坚决反对。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日本这个当时西方世界的标志性国家向中国露出了笑脸，北京则以“快刀斩乱麻”的简单化操作，迅速地和这个曾经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灾难的邻邦，实现“邦交正常化”。
根据公开史料和档案显示，中国政府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换取日本对新中国的承认，以及对抗日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与此同时，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总面积约5.69平方公里）的主权争议留给后代。
当时，田中角荣曾要求周恩来明确钓鱼岛的归属权。为了不让这个难题成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障碍，周恩来说：“现在还是不要讨论，地图上又没有标。出了石油就成问题了。”田中角荣表示同意。
1974年10月，周恩来的助手、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会见参加中共建政25周年国庆的台湾同胞、海外华侨时提到了钓鱼岛问题。邓小平说：“钓鱼岛，日本叫‘尖阁列岛’，这是中国的领土，我们不可能放弃……我们同日本建交，双方都避免谈钓鱼岛这个问题，把这个问题留下来了……把这个问题先搁一下，不等于问题不存在，不等于保钓运动可以结束。这个运动还要继续下去，不过以后可能高一阵、低一阵。前一个时候日本提出要霸占这块地方，‘保钓’就高一阵；现在暂时不谈这个问题，‘保钓’就低一阵，这个运动是长期的波浪式的。”
1978年8月，日本外相园田直访华缔结《中日友好和平条约》时，又与邓小平讨论钓鱼岛问题。邓小平提出：“一如既往，搁置它20年、30年。”同年10月，邓小平在访问日本期间再次表示搁置争议：“我们认为（中日）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等10年也没有关系。”他表示将来总会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不久，邓小平又提出共同开发，希望解决钓鱼岛问题。1979年6月，中方通过外交渠道正式向日方表明中方愿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模式解决钓鱼岛问题的立场，但日本拒绝接受。不过，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也长期相安无事。
后来，保钓运动果然如邓小平所言，呈现“高一阵、低一阵”，“长期的波浪式的”的势态。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默许右翼团体到岛上建灯塔、立界碑，派军舰阻止中国大陆和台湾渔民在钓鱼岛附近捕鱼。1996年，日本右翼分子在钓鱼岛上设置灯塔和日本国旗。“全球华人保钓大联盟”首领陈毓祥等香港保钓人士，乘坐“保钓”号货轮前往钓鱼岛宣示主权，被多艘日本船舰拦截，陈毓祥溺水身亡。
中日双方都不希望事情闹大，事件很快平息。在1996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APEC）菲律宾峰会上，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向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说：“日本方面不希望由于双方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分歧而影响两国关系的发展。日本政府将进一步研究并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再次发生引起两国关系紧张的事端。”江泽民则表示，“希望日方能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尤其要杜绝日本右翼势力再次制造新的事端。”
2012年中共十八大前夕，日本突然宣布“购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保钓运动随即再次兴起。中国采取公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基线、派海警船巡航钓鱼岛、发表钓鱼岛白皮书等反制措施，导致中日关系陷入建交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2014年11月，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谷内正太郎访华，中日两国政府就钓鱼岛问题达成原则共识，“同意通过对话磋商防止局势恶化，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避免发生不测事态”。此后，中日钓鱼岛争端再次进入平静区，持续至今。
原文来自：春秋笔：保钓运动五十载 邓小平一语成谶 | 多维 | 2020-11-27